[校友专访]

谭述森院士..
“北斗上天”是我们这.....

       从成电雷达专业的一名普通学子到“北斗”导航系统的功臣,我校1960级校友谭述森院士为成电学子树立了成长成才的标杆。6月26日,他回到母校参加2017年学生毕业典礼暨授位仪式,受聘为我校双聘院士,并接受了学生记者团的专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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谭述森院士(中)在电工学院留影

  “成电,的确是一个定义梦想的地方!”谭述森院士在毕业典礼致辞中感慨地对师弟师妹们说,“看到同学们毕业的兴奋和喜悦,看到同学们对未来的期望和紧张,我不禁想起了52年前的成电时光。成电,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!”

成电时光:“在人生的重要阶段来到一所著名的大学”

  虽然谭述森直到52岁才正式加入北斗团队,但他从18岁踏入成电校门那刻起,他的人生就和“定位”专业联系在了一起。谭述森1942年出生在重庆开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,1960年考入成电。

  学定位并不是谭述森自己的选择。他的第一志愿也并非成电,因为他觉得自己“学习电子信息可能学不好”。但高考结束后,班主任告诉他们,“按照国家需要的原则和学习、家庭出身情况,给你们调整了志愿”。至于具体怎么调的,没有人知道。

  直到进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习,他才了解到之前公布的定位专业“实际上就是雷达,因为保密没有说真实的专业方向”。几十年后回首,他很庆幸在人生中重要的阶段,来到了成电,并选择了雷达专业,“这对于后来我工作方向的选择和落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。”

  在图书馆挑灯夜读,在沙河旁朗朗背书,在操场上光脚飞跑,在课堂上与老师同学亲切交流……这一切,让谭述森院士记忆犹新。林为干教授、谢处方教授、顾德仁教授等,都是当时令成电学子敬仰的大师。谭述森虽然无缘听他们讲课,但当时所用的讲义无不出自这些大师之手。

  谭述森说,成电给了他扎实的知识基础,独立思考、解决问题的能力,给了他“严谨、勤奋、求实、创新”的治学态度,给了他“踏实做人、认真做事”的为人品质。他感慨地说:“当时的课程内容非常广泛,有很多‘看起来没有用处’的基础课程,过了这么多年回头来看,人这一辈子很长,要接触各方面的知识,当初学的这些知识现在都用上了。”

  如今,他要做卫星设备的环境测试,就需要用到化学知识;要研究卫星发射后的轨道变化,就需要用到物理知识和扎实的数理基础。“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储备,这项工作就可能做不好,或者不能很快理解问题的本质。”他说,“成电当时开设的课程还是挺合适的,我们从广泛的基础课程中确实受益匪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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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定位:“导航是对我专业的延伸,我高兴得很,求之不得!”

  1965年,谭述森从成电雷达专业毕业,随后分配到军事测绘部门,为国家的高原、海岛偏远地区研究新的无线电测绘方法。入伍后,他在陆军野战部队当过一年兵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,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,他与技术团队一起完成了西沙群岛回归祖国后的首次版图测绘。

  “我在宁夏青龙峡当兵的时候,就深刻体会到导航的重要性了。”他说,当时的侦察兵很辛苦,前一天勘察的路线,第二天被大雪覆盖,白茫茫的一片,大家都找不到路。有时部队去戈壁滩或沙漠训练,分队执行任务,每次都有战士迷路。

  “这时候,导航的重要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了!”正因如此,1994年,国家作出独立自主研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战略决策时,谭述森特别高兴。有人曾经问他,从雷达测绘转做导航,是不是丢掉了原来的专业,会不会舍不得?谭述森说:“我倒愿意认为,导航是对我专业的延伸与发展,我高兴得很,求之不得。”

  此时,美国的GPS系统已经完成布网,开始向全球提供服务,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也已经在建设中。52岁的谭述森离开了奋斗29年的军事测绘战线,出任北斗一代地面应用系统副总师。

迎难而上:“如果失败了,我们就是这一代人乃至下一代人的罪人”

  虽然GPS系统对世界开放民用导航信号,但却存在诸多不确定性。谭述森认为,过度依赖GPS,首先会给国防安全埋下重大隐患。他曾形象地说:“不能把登山的保险绳交到别人手里”。

  其次,“如果今天中国的所有民用导航都用GPS系统,你得给美国人交多少专利费啊!”因此,中国的卫星导航,不能走别人走过的路,而是要必须实现自主知识产权,必须“弯道超车”。

  早在1985年,在经济基础和技术实力薄弱的背景下,陈芳允院士就提出了“双星定位”理论,计划利用两颗同步定点卫星实现本土和周边区域的导航,这被视为北斗工程的奠基理论。但要把这一理论变成工程实践却困难重重,许多专家学者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。

  谭述森回忆说:“那时候国家没有那么多钱,西方国家都是用最少三颗卫星才能实现基本定位,但我们当时连造两颗卫星的经费都很困难。”而如果采取GPS的方案覆盖中国全境,大约需要12颗卫星。因此,必须“花更少的钱,造更好的卫星”。压力之大,可想而知。

  谭述森曾告诉自己的团队成员,“中国的卫星导航能不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起步,就看我们这段时间的工作如何。如果做得好,我们就可能是这一领域的创始人;要是失败了,我们就是这一代人乃至下一代的罪人。”他说,“我们不能把建成中国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责任留给下一代人,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担当。”

弯道超车:“中国的北斗系统走出自己的道路!”

  面对巨大的压力,谭述森说,“越是在这种情况下,越是要有定力。我们对自己的方案很有信心,我们知道一定能做出来,但是,要做出来就要克服重重困难!”1998年深冬,谭述森带着几十人加班加点,终于打通了技术隘口。

  他们最终的设计架构,与GPS、伽利略等卫星系统完全不同。“我们只用2颗卫星就能定位,按照‘三球定位’的原理,另一颗‘球’就是‘地球’,这一点,西方的专家当时都想不明白。”他说,问题的关键就是,“地球”并不是一个圆球,因此,要把地球作为“三球定位”中的一个“球”,就必须对地球地貌的实际数据有详实的了解。而恰好,“此前我们在地理测绘方面已经有了30年的数据积累。”

  谭述森自豪地说,“在知识产权问题上,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我们有争议,没有任何人敢说我们是抄袭别人的,因为我们的系统从核心理论上就与他们不一样。”他说,北斗系统不仅解决了“我在哪里”的问题,还解决了“我们在哪里”的问题,实现了位置信息和速度信息的共享。

  2010年,“GPS之父”、美国工程院的院士帕金森教授(Bradford W. Parkinson)来中国参加北斗年会时,曾对谭述森说:“你们既知道‘我’在哪里,又知道‘我们’在哪里,这太美妙了!”

走向世界:“有生之年要让‘中国的北斗’成为‘世界的北斗’!”

  从1994年至今,一晃过去了23年。谭述森至今仍然工作在北斗工程建设的第一线。2000年,中国用2颗卫星实现了中国国土覆盖;2012年,用14颗卫星实现了亚太地区覆盖。谭述森说:“再过几年,我们将实现35颗新一代北斗卫星服务全球。”

  目前,谭述森对北斗系统的技术性能十分自信。他说,从定位精度上,GPS能够做到的,我们都能做到。而且我们北斗系统的兼容性更好、性价比更高,GPS要实现我们的位置信息共享功能需要100颗卫星,而我们只要35颗就够了。

  由于北斗的兼容性很好,所以未来的各种尖端通信技术,都可以在北斗卫星网络上使用。他说,“我们团队有很多年轻人,他们的思维比我们活跃,我也鼓励他们未来的路未必要按照我们的方法走,一定要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理念,把北斗做得更好!”

  “我们这个团队最大的优点就是,大家都在努力探索现在社会需要什么?未来一段时间社会需要什么?”他说,“2020年之后,我们的北斗可能就不仅仅是卫星导航系统,可能会成为卫星无线电系统,也能够有数据链,可以和其他的卫星形成集成体系。”

  现在,谭述森说,他的心愿就是让北斗真正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,这就要进一步做好北斗的应用推广工作。“北斗的很多特色人们还不了解,因此,我现在除了继续做好科研,还要向企业、向社会讲好北斗的故事。”

个人经历